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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曾指導這個故事講給旁人聽

文學 08-23

  一位外國女孩,給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:

  舉行殘疾人運動會,報名的時候,來了一個失去了雙腿的人,說他要參加游泳比賽。登記小姐很小心地問他在水里將怎樣游,失去雙腿的人說他會用雙手游泳。

  又來了一個失去了雙臂的人,也要報名參加游泳比賽,小姐問他將如何游,失去雙臂的人說他會用雙腿游泳。

  小姐剛給他們登記完了,來了一個既沒有雙腿也沒有雙臂,也就是說,整個失去了四肢的人,也要報名參加游泳比賽。小姐竭力鎮靜自己,小聲問他將怎樣游泳,那人笑嘻嘻地答道:“我將用耳朵游泳。”

  他失去四肢的軀體好似圓滾滾的梭。由于長久的努力,他的耳朵大而強健,能十分靈活地撲動向前。下水試游,他如同一枚魚雷出膛,速度比常人還快。于是,知道底細的人們暗暗傳說,一個偉大的世界紀錄即將誕生。

  正式比賽那一天,人山人海。當失去四肢的人出現在跳臺的時候,簡直山呼海嘯。發令槍響了,運動員嘭嘭入水。一道道白箭推進,浪花迸濺,竟令人一時看不清英雄的所在。比賽的結果出來了,冠軍是失去雙腿的人。季軍是……

  英雄呢?沒有人看到英雄在哪里,起碼是在終點線的附近,找不著英雄獨特的身姿。真奇怪,大家分明看到失去四肢的游泳者,跳進水里了啊!

  于是更多的人開始尋找,終于在起點附近摸到了英雄。他沉入水底,已經淹死了。在他的頭上,戴著一頂鮮艷的游泳帽,遮住了耳朵。那是根據泳場規則,在比賽前由一位美麗的姑娘給他戴上的。

  我曾指導這個故事講給旁人聽。聽完這后的反應,形形色色。

  有人說,那是一個陰謀。可能是哪個想奪冠軍的人出的損招——扼殺了別人才能保住自己。

  有人說,那個來送泳帽的人,如果不是一個漂亮的女孩子就好了。泳者就不會神魂顛倒。就算全世界的人都忘記了他的耳朵的功能,他也會保持清醒,拒絕戴那頂美麗殺人的帽子。

  有人說,既然沒了手和腳,就該守本分,游什么泳呢?要知道水火無情,孤注一擲的時候,風險隨時會將你吞沒。

  有人說,為什么要有這么混賬的規則,游泳帽有什么作用?各行各業都有這種教條的規矩,不知害了多少人才,重重陋習何時才會終結?

  這把這些議論告訴女孩。她說,干嗎都是負面?這是一個笑話啊,雖然有一點深沉。當我們沒有腳的時候,我們可以用手奮斗。當我們手和腳都沒有的時候風們可以用耳朵奮斗。

  但是,即使在這時,我們依然有失敗甚至完全毀滅的可能。很多英雄,在戰勝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艱難困苦之后,并沒有得到最后的成功。

  兇手正是自己的耳朵——你的最值得驕傲的本領!

  美國有一個著名的白宮記者,叫海倫.托馬斯,逼問過9任總統,進攻性極強,后來白宮特別在新聞廳給她專門設了把椅子,上面用小銅牌刻著她名字,又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一個獎項,盛譽極隆。

  她八十多歲的時候在書里回憶自己職業生涯,曾經感嘆美國新聞業的蕭條,說“不知畏懼,不帶好惡地去報道,美國的新聞人忘了嗎?”

  我自己的經驗是,不知畏懼并不算難,不帶好惡不容易。

  好惡是每個人都有的,不可避免。

  只不過,有記者這個身份,會約束人們表達自己好惡的本能,它要求你提供盡可能多的事實,而不是看法。

  八十歲的時候,海倫離開供職五十七年的美聯社,開始成為一個專欄作家。

  專欄作家與記者的區別是,她從此提供看法。

  在接受這個邀請的時候她說“我挺高興的,為什么不呢?這么多年我都在按事情的本來面目描述它,現在為什么我不能按我想的樣子來說呢?我每天早上醒來就可以說,今天我恨誰?”

  也許她帶點玩笑,但箭一旦不再忍受約束,就會射出。

  一個月前,她迫于輿論壓力辭職了,在將近90歲的時候。

  原因是她在某一個集會上,對著一個鏡頭說:“告訴以色列人,滾出巴勒斯坦……他們(以色列人)可以回家,去波蘭、德國,去其他任何地方。”

  她是黎巴嫩移民的后裔,她說這話的原因就是她恨。

  我曾經遇到過CBS的一位記者,我們談一個問題,他下了一個判斷,我說我去過那個地方,我了解到的情況有些不一樣。

  他打斷我“中國根本沒有真正的記者。”

  “記者首先要給對方說話的機會”我說。

  “你們是沒有信譽的一方。”

  這種對話很難談下去。

  不信任是媒體從業者的一部分天性,這不稀奇,也沒什么可指責的,但是敵意是另一回事。

  不信任可以保持疑問和觀察,可以討論與爭辯,但敵意是一種預設,一種觀點,尋求能支持自己情緒的證據,刻意忽略對對方有利的事實,站在一個善惡二元,黑白分明的世界上。

  我自己有過這種經驗,知道英雄與混蛋的道德模式最容易煽動人們的情緒,一個“反對……!”的立腳點很容易變成一個集體的代言人,使人熱血激沸淚水漣漣。

  法拉奇在911之后寫《憤怒與自豪》,她說自己“哭了六天六夜”寫下這本書——那不是報道,甚至不是文學,用她的話說是“訓誡書”,這篇檄文里用的詞都是“壞蛋”“強奸犯”“蛆蟲”這樣的字眼。

  淚水和憤怒是人之常情,但我慢慢覺得,公眾對記者這個職業的要求是揭示這個世界,不是揮舞拳頭站在什么東西的對面。

  我曾經寫文章悼念過一位俄羅斯的被暗殺的記者安娜,叫《思考比恐懼更強大》,看到老婦人在她像前放上的白色玫瑰,我寫的時候心酸眼熱。

  后來遇到《華盛頓郵報》的記者ANN,她在莫斯科駐站十六年,說:“我為安娜難過,但我并不贊賞她的報道。”

  “為什么?”我有點意外。

  “因為她的觀點太多。”她說“她總是站在她認為的弱者一方,簡單地批評。”

  我們都痛恨暴力和對記者的虐殺,但是,ANN的話讓我不能不去想----我之前對安娜的評價是否太沒有保留?抒情的背后沒有更復雜的事實?單純的強弱黑白的報道能不能完全解釋現實?

  我說“也許她是在一個那樣的環境下,常常被迫害的人很難避免……”

  “但這樣慢慢會變成你本來反對的人”

  “……那么你認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?”

  她說“最好的防御就是準確”。

  今晚看老郝的新聞調查,一期職業病鑒定的節目,反映那些受疾病所苦而不能得到公正的鑒定機會的工人們,看這節目時我為她驕傲,多年來她一直在做最艱苦的題,因為她心里有對人的關懷。

  她的片子中,有幾次以音樂致以同情,領導審片的時候,說“把音樂拿掉”。

  她有點不服,偷偷留了兩段——她跟老范什么都成,但就兩樣東西不能碰“音樂和男朋友”。

  后來看完老郝這個片子,我覺得領導的決定是對的,音樂是一種傾向,抒情,也可以說是一種強烈的看法,音樂一起,觀眾就跟著一哽,一軟,被影響了,但是如果出發點就是為弱者張目,事件的因果和邏輯就可能來不及宕實,直接進入了情緒。

  同情是人類最美好的品質之一,但先入為主的悲情是需要我們共同警惕的。

  有個朋友把一篇批評我的文字發給我過,我覺得說的真好,引在這兒跟老郝老范分享:

  “如果你用悲情賄賂過讀者,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悅過自己,我猜想柴靜做節目、寫博客時,常是熱淚盈眶的。得誠實地說,悲情、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礎是自我感動。自我感動取之便捷,又容易上癮,對它的自覺抵制,便尤為可貴。每一條細微的新聞背后,都隱藏一條冗長的邏輯鏈,在我們這,這些邏輯鏈絕大多數是同一朝向,正是這不能言說又不言而喻的秘密,我們需要提醒自己:絕不走到這條邏輯鏈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。”

  他寫道“準確是這一工種最重要的手藝,而自我感動、感動先行是準確最大的敵人,真相常流失于涕淚交加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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